根据北京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容军的介绍,交通部门将研究小客车指标引入市场化配置的方式。尽管目前没有最终方案,但容军说,可以借鉴上海车牌拍卖等方式。
目前,北京是用摇号来限制车牌总量,中签难度大,去年的中签率一度低到0.52%,相当于190人中1人。之前有不少经济学家就说,拍卖车牌的方法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比摇号好。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拍卖确实提高了车牌配置效率,但未必符合限制车牌的初衷:
毛寿龙:拍卖的方法跟治堵没什么关系,还可能让拥堵更加严重。因为它把车牌配置到需求强度更大的人手里,假定十万或者二十万拍到的,那肯定使用效率更高,车会用得更多一些,而摇号有可能把车牌摇到那些不太需要车牌的人手里。
大城市治堵陷两难,关键在于适当疏解资源
在毛寿龙看来,拍卖车牌的方式无助于城市治堵治污。其实,除了对车牌动脑筋,管理部门还出台了其他管制性政策,比如限行限购。另外,还有人主张用经济杠杆,比如北京市有关负责人最近提到的“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就引起公众热议。
但无论哪种措施,治堵效果似乎都不明显,有报告显示,北京每年因交通拥堵导致的人均成本仍超过7972元,广州和深圳分别高达7799元和7253元。毛寿龙认为,现在的治堵措施“九龙治水”,主要是没有解决“政策目标不明显”这一根本问题:
毛寿龙:政策目标并不是很明显。比如说一个人特别胖要减肥,但是真瘦下来了可能大家又着急了,那么对大城市来讲是一样的,虽说有那么多城市病,但如果一旦有一段时间城市真不堵了,我估计会更着急。大家又要想着如何去繁荣经济、如何让交通流量增加。
那么,应该如何化解城市拥堵和区域经济发展这对矛盾呢?仍以北京为例,从2004年到2015年,北京常住人口增长680万人,机动车保有量随之增长330万辆,增幅143%,而受空间限制,同期城市道路增长率仅为58%,所以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治理城市病除了国际上通行的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和运用市场手段外,还要将优质资源向其他城市群倾斜,打破大城市的空间限制:
叶檀: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机会,使得人口无限度地膨胀。所以适当地让资源向其他的城市群倾斜,这个是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