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是在北京国贸写字楼上班的一个80后白领，下班前她通过“滴滴打车”叫了一辆“快车”接她回家。“地铁下班时人太多，有时候一两趟都挤不上去，我基本不坐地铁。”小杜告诉记者，以前她除了坐公交车就是打车回家，现在基本都是用手机软件叫车了。而且，不管“快车”也好，“拼车”也罢，都要比出租车便宜不少。

　　叫车软件搅动了传统出租车市场?

　　千呼万唤的出租车市场行业改革方案已在上月底完成初稿。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被百姓诟病多年的城市打车难、打车贵问题将在不久得到根本解决，而推动这次出租车行业重大变革的并非来自内部，更多因为近一两年持续兴起的“专车”“快车”等服务带来的巨大压力。

　　“由外部冲击而导致的行业危机其实是老百姓所乐见的，丰富多样的出行方式只会极大地方便和实惠有日常出行需求的民众。”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日前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但就在这种变革当中，因打破了传统利益分配而发生冲突也是不可避免。5月27日，河南郑州发生了出租车司机聚众打砸专车事件。在天津、西安、杭州、武汉、成都等地，近期也发生了出租车与专车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的城市因网络约租车服务严重冲击传统打车行业而让双方的矛盾渐深。

　　在南京当了十几年出租司机的老曹告诉记者:“其实在打车软件刚兴起的时候，‘快的’‘滴滴’为竞争，承诺每接一单就给出租车数十元不等的返现奖励，而且手机叫车还免去了平时空跑的时间，着实让的哥尝到了甜头，一个月多赚一两千元是常有的事。”

　　“但自从打车软件推出‘专车’‘快车’‘拼车’之后，我们的生意就不行了。近半年来，我们的收入更是直线下滑，份子钱一分不能少，很多的哥都抱怨太难做了。”老曹不禁感叹。

　　“专车”“快车”属于非法运营?

　　2015年1月8日，交通部明确表示互联网约租车服务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5月21日，交通部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出租车行业改革方案初稿已敲定，正在征求各方意见，而初稿中提到的“出租车市场要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改革经营权管理制度、鼓励新业态创新规范发展”等方面，被认为是承认并推动网络约租车服务的积极姿态。

　　但交通部相关表态却并未在全国引起广泛的示范效应，沈阳、南京、济南、青岛等多地仍将“专车”服务当作“非法营运车辆”来处理。

　　6月2日，北京市交通委运管局、市交通执法总队和市公交保卫总队三部门联合约谈“滴滴”“专车”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该软件平台所推出的“专车”“快车”等业务使用私家车和租赁车辆配备驾驶员，从事按照乘客意愿提供运输服务，并按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运服务，违反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其在近期整改。

　　这也是继招车软件“b““在广州和成都的办事处被工商部门查封，多地宣布“专车”“快车”属于“非法经营”后，又一起地方政府对打车软件作出的“黑车式叫停”。

　　记者注意到，在约谈的同时，交通部门还公布了一组数据:今年北京已查处“滴滴”“专车”平台非法运营车辆207台，其中私家车161台;而成都宣布查处专车34台，济南查处35台，厦门查处20多台。

　　一位不愿具名的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太愿意承认‘专车’，一是‘专车’‘快车’确实缺少手续和准入门槛，一旦造成交通事故，对于消费者来说无法得到相应保障;二是国家宏观政策还没有出台，地方不太愿意推出相应法律法规试水，他们往往更愿意拿原有法律来对‘专车’服务做处理，这样风险也低;三是地方政府还要考虑当地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利益格局，一旦传统出租车受到冲击，其所面临的行业收入减少，失业增多，影响社会秩序等都可能成为问题。”

　　赵占领告诉记者，除非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否则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法中，依然会把“专车”当非法营运车辆对待，而私家车进入“专车”领域更被认为是触碰了政府既有的底线。当然，在多地收紧对“专车”限制的同时，一些地方正在做着积极的行业改革和技术调整。

　　5月初，浙江义乌提前试点出台《出租汽车改革运行方案》，要求到2016年全部取消出租车运营权使用费，2018年其不再管控出租车数量，车费由市场决定，鼓励网络“专车”发展。义乌的尝试也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国内对网络打车软件认可的一次破冰。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告诉记者:“打车软件属于‘互联网十科技’发展所产生的新生业态，原有法律确实没有很明确的规定，但对于新生事物，我们需要有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政府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敢于尝试，不能固步自封，而成为新技术和理念的阻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