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南四环沿线，春节刚过，整车市场、修理厂重新营业，三五成群的车牌掮客也随之复工——这是北京启动购车摇号的第五年，曾经广泛用于政府机关的京A车牌宣告满额的第二十年，四处公开的“报价”仍在继续。

　　2015年春节前后，这个隐秘市场正处在十字路口。一个月以来，因京A号牌审批中的不当行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多位官员、号牌交易中间人涉嫌的系列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程序。21世纪经济报道获得的多组司法文书和对案件相关人士采访显示，部分职务拥有将各类号段京A号牌激活，供单位或个人车辆使用的权力。

　　其中，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及其家人、下属涉案，也与京A号牌的私下流通相关联。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检察院公诉材料中，宋案虽然涉及约2300万元嫌疑受贿金额，但真正与车牌流通直接相关的数额较少。在被调查前已退休的宋建国，也可能是依据单位授权进行了车牌审批。交管部门、宋委托的辩护律师和办案机关宣传部门，都拒绝对此有更多评论。

　　虽已不再新增挂牌近20年，部分号段的京A车牌，是否代表着某种京城特殊权力，仍然是各种互联网话题社区、行车垂直网站上频频出现的问题。在靠近管理部门服务窗口的车牌交易者中，一张“京A8”号牌叫价20-30万不等。记者进一步询问，只能获得洽谈进一步交易的手机号码。近期的司法案例则显示，京A车牌的流通已成型多年，几乎突破了公安部规章对车牌发放方式的约束。

　　2011年1月北京市开始实行小客车指标摇号后，任何单位和个人若想获得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均应通过获得识别码，在定期开启的摇号系统中无偿取得。涉案诸多买主是用已有指标获取京A稀缺车牌，也有诸多市面宣传经查属于诈骗行为。然而，管理部门若不公开相关权力清单，仍然暗藏隐患。

　　多宗案件深度勾连

　　白晓冬是一名民营企业主的司机，还是一位车牌掮客。2011年9月，王华(化名)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为了上一副京A车牌，4S店员工给了他白晓冬的电话。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一个月后，白晓冬就用短信给王华发来3个京A车牌号码供他选择。几天之后，他就到车管所上好了选中的车牌。

　　和王华同样喜好的还有另外两名奥迪车主，2011年11月时，他们分别购买了一辆奥迪A8和Q7汽车，再花了15万元左右，通过4S店员工联系白晓冬，买到了京A车牌。

　　白晓冬还收款15万，帮一个买了路虎汽车的朋友上了一副“京AA”开头的车牌。

　　白晓冬的“上游”，是北京市交管局办公室秘书科原科长王飞，他也是时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局长宋建国的秘书。1993年，王飞中专毕业后到北京市交管局工作，1994年，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的白晓冬认识了王飞，并成为朋友。

　　宋建国曾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任职，后担任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宋建国调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任局长，王飞在此时成为宋的秘书。

　　21世纪经济报道掌握的司法文书显示，为办理上述四副京A车牌，白晓冬共提供给王飞42万元。

　　白晓冬不是围绕在王身边唯一的掮客。2010年到2012年间，从事拆迁行业的陈牧曾参与从王飞那里买过5副京A车牌，一共给了王飞120万元。

　　在“可靠人”白晓冬和陈牧的链条中，京A车牌的买主像在追求一件奢侈品。白晓冬顾客的证言很简单，买了一辆豪车，就想“办个好点的车牌”，司法材料中的证言称，陈牧办理的京A车牌则是对生意伙伴的“回馈”，此外，他从伙伴那里“借了一辆部队牌照的车，算是为了感谢他”。

　　王飞的中专同学，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朝分所的一名警员发现，在成为领导秘书后，“王飞可以帮一些人办机动车号牌，并以此赚钱”。

　　2010年，这位警员也找到王飞，给一个朋友办理京A车牌，出于朋友关系，这副车牌王飞没有收钱。此后，该警员又介绍这个朋友办了与此前连号的车牌，费用为8万。

　　2009年至2012年，这名警员共介绍别人通过王飞办理了5副京A车牌，王飞获利45万，他在其中分文未取，2014年12月被北京市一中院以介绍贿赂罪判刑2年。

　　2012年9月，王飞已预感到京A车牌流通带来的不安。21世纪经济报道查阅的司法文书显示，一名证人说王办理很多车牌后，“想办法掩饰一下”。但其随后案发。2013年5月，王飞涉嫌受贿的线索被北京市公安局移交给检察机关。多名独立的消息源称，王飞已因受贿罪获刑。

　　其具体涉案金额目前未见披露，但相关案件的司法材料显示，在身边人为王飞掩饰赃款的过程中，证言中曾出现470万、660万，甚至1000多万的数字。但亦有证据显示，王飞有巨额款项用于炒股，其炒股获益如何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