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车市一路低迷下前行,由于政策的支持新能源车成为这寒冷大市下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9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对其开“绿灯”: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一片欢呼声,乐观者甚至直言此举意味着目前各地正在实行的新能源车限行、限购政策将面临“退场”。但是,随后个别地方的回应却给正在欢喜的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北京暂无取消新能源车摇号计划,北京现阶段还会执行限购并逐年递增指标的措施,未来是否会取消限购需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如此回应。
与美国等国实行复合制不同,中国在国家结构形式上采取的是单一制,即各行政区域接受中央政权机关的统一领导。在新能源汽车限购问题上,一向积极响应中央精神的地方政府何以公然违背上命?
上层的决定:存在操作空间
地方敢公然违背上命,首先此次来自上层的命令并非绝对而强制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讨论法律草案、审议行政法规草案等,虽然本次会议提到了不得对新能源汽车“限购、限行”,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会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
在我国,不同的规章制度形式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法律、法规、规章,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其他条例、办法、意见、实施细则等一般属于规章的一类。多种规章制度虽然有法律效力的差别,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制执行。比如8月份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最终删除了此前争议巨大的机动车限行授权条款,如此以来地方政府便不能无权任意限行。
而仔细查看本次国务院关于新能源车不限购、限行的消息后发现,行文中称虽然用了“不得限购”这样明确的否定词,但对于已经实行的则是采取了“应该”取消这样相对缓和的措辞,有一种表态的意味,而非出台了一项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或规章制度,自然给了地方政府一定的操作空间。
下层的压力:惧怕交通拥堵
即使上层的命令不是绝对而强制的,下层如此不买账也非常见,而是现实中却存在交通拥堵的压力。拿北京来说,在高德发布的《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全国重点城市拥堵排名中北京居首,全天拥堵延时指数1.74,高峰期拥堵延时指数达到2.12,意味着北京采用私家车出行的上班族需花费在非拥堵状态下2.12倍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造成中国目前很多大城市交通拥挤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早期城市规划、路网结构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交通管理、人为素质等后天因素,而不断增长的机动车直接增加了交通流量,同样难逃其咎。汽车限购政策自推出以来,一直在争议中愈演愈烈,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使得地方政府犹如惊弓之鸟,唯恐汽车再爆发增长。
据中汽协统计,1-8月新能源汽车生产118020辆,销售108654辆,同比分别增长2.6倍和2.7倍。新能源车能够逆势大幅上涨,跟高额补贴、减免税费等鼓励政策密切相关,即使是饱受交通拥挤而迫于限行的城市也给新能源车开“绿灯”。
但是,在购买层面,多数限购城市(北京、广州、杭州、深圳、天津)除了采取了跟燃油车一样的方式——摇号外,还会设定一个可购买车型目录,国务院“决定”之后这一方法目前也未见改变的迹象。面对新能源汽车,地方政府爱的是其对于大气质量的无害,甚至推广数量对政绩的添彩,而顾虑的是放开后的不可收拾。
路线的限购:地方保护作梗
摇号购车是限购的一种,规定车型目录以及技术路线,则是一种变相的限购,部分城市的目录和路线明显偏向本地企业,为本地企业开拓市场提供“萝卜政策”。从市场来看,各地方目前推广的新能源车数量离既定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即便不对新能源车进行数量限购,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动,受电池、充电、成本、认知等多重因素制约,短时间内也难实现井喷之势。
还是以北京为例,2014—2017年计划共配置新能源车17万辆,只针对纯电动,配比率逐年递增:今年已经从去年的2万增至3万个,2016年和2017年更是分别高达6万个。北京市科委新能源与新材料处长许心超9月时对外称,北京市至今累计推广纯电动汽车2.15万辆,可见市场现实并没有达到限购的目标数量,此时放开购买的意义可能就不会十分明显。可喜的是目前北京新能源摇号中签率开始走低,新能源汽车需求在上升,但是指标有多少会转换成上牌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
如果取消限购,地方政府可能会担心新能源车不按规划的“井喷”,交通拥堵火上浇油;当然情况也可能完全相反,此前由限购带来的指标心理、抢牌热情会大大降低,从而让新能源推广的政绩更加黯淡无光;还有最可怕的情况便是外来车企的反客为主,比如上海插电混合动力车型的销售比亚迪完胜上汽,已经让很多地方政府“引以为戒”。所以,限购既受新能源产业发展之限,又是地方的一本生意经,地方政府在国家整体战略、产业宏观布局、地方协调发展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